【深度长文】中关村科技园区何以成为中国硅谷?

本文在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原始档案和访谈记录为依据,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立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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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长文】中关村科技园区何以成为中国硅谷?插图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研究中国高新区发展史乃至科技产业史的关键性界标。与后来许多“先规划、后发展”的科技园区不同,它的成立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充分发展基础上“瓜熟蒂落”的产物。从1984年“中关村规划纲要”被“束之高阁”到1988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批准建立,其间是具有鲜明市场行为特征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从理论到实践的日趋成熟。综观中关村科技园区创立史可以看出,它的建立虽然包含了学习美国硅谷等世界先进经验的成分,但主要还是体制改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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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来源:新华网

中关村科技园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现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科技产业中心。与世界其他科技园区相比较而言,中关村科技园区既经历了传统工业经济范式向知识经济范式的转型,同时又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双重的历史使命必然使其具有与世界其他科技园区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拟在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原始档案和访谈记录为依据,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立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

一、新技术革命对策讨论中的传统规划

80年代的中关村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这里集聚了高等院校50所,各级科研院所138所,科技人员8万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占1/3以上。自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国家向中关村地区投资上百亿元,设立各种专业近1000个,每年推出的科研成果数以千计,其中许多已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1]与此同时,中关村所在的海淀区还是一个落后的城市近郊区,仅有169个产值极低的、非技术密集型工厂,如煤球厂、砖瓦厂等。农村经济是全区经济的主体,其工作重点是加强农业,发展农副业生产,丰富首都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科教资源的高度密集和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兼为海淀区的特色,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时人们在谈起海淀区时经常如是评论:海淀区科研院所高墙内外天壤之别,高墙深院内是导弹、卫星、原子弹等日新月异的高技术,而高墙外面是牛耕马拉的中世纪田园风光。[2]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主要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决定的[3]。

随着国门的逐步打开,经过几年的探索与思考,中央高层陆续提出了“现代化建设要以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起点”“科技现代化是实现四化的关键”“科技必须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与观点,标志着中央高层已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4]。而此时世界上计算机、微电子通信的广泛应用,以及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工程技术的崛起,正在深刻影响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这一时期,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等著作陆续传入中国,并给中国领导人和科技人员以极大冲击。

为了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1983年10月9日,国务院召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城市和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科工委等机构相关人士20人,以“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和我们的对策”为题进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为了保证研究深入进行,会议还决定以“世界新的产业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为题,由国务院和上海各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任务是提出一个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取得发展机会的最佳方案。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1983年11月下旬和1984年3月下旬,国务院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世界新的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上,中关村地区由于智力密集区的优势,得到不少与会学者的关注。当时的会议发言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中关村智力资源非常密集,但是目前海淀区政府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农业,发展非常滞后[5]。二是中关村要建立和发展新技术产业,必须制定相关政策,实施体制改革[6]。三是发展高技术需要合适的环境,应仿造深圳特区,建立“人工小气候”[7],并实行一系列先进的管理制度[8]。在第二次对策讨论会上,中科院的赵文彦、陈益升等五位与会人员在思考具体对策时,还提出应该借鉴美国硅谷和我国经济特区的经验,充分利用中关村智力资源,建立科技特区的建议。3月28日,会议秘书组将其整理成书面材料,并以《充分开发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发展高技术密集区》为题刊发在《会议简报》第36期上。4月4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头版头条套红标题转发了这一建议。[9]方案提出:“最好的出路就是立即开发这一地区丰富的智力资源,在为整个国家的四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同时,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10]与会期间,时任国家科委委员吴明瑜为北京区县级干部作了题为《中关村是全中国的精华》的报告,报告指出:“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调动科技人才,改变北京面貌是当前第一要务。”[11]

历经半年多的“新产业革命对策大讨论”以及由此迅速得到传播的新技术革命思潮使得借鉴美国硅谷、发展科技园区日益成为与会人员的共识。1984年4月28日,在国务院和上海两个对策小组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12],《提纲》明确提出了“试办城市新兴技术经济密集小区”的政策建议。《提纲》指出:“在京、津、沪、西安、武汉、大连等城市,挑选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科技人员相对集中的小区,鼓励和扶持创办新兴技术的小企业。小区内各企业与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可以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13]

与此同时,4月18日,主管科教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对中科院五位专家上报的方案批示赞同,并让刚刚访问过美国硅谷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国际经济问题专家宦乡进行论证。早在1978年至1980年间,国家科委便几次组团出国访问,着重对两个重点区域进行研究:一是美国128号公路;二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中心硅谷。后来,又对爱登堡、剑桥等高校进行考察。经过比较学习,借鉴硅谷模式成为当时不少政府官员的共识。[14]在接到批示后,宦乡立即考察了中关村地区,并设计出一幅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战略图[15]。5月4日,他在写给胡启立并中央的信中说:“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同志的意见是值得重视、可以采纳的”。信中还提出了关于建立科学园区的五项原则建议,认为在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挑战中,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科学城”。他还认为:中关村地区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科学城”构架,只要下决心对它进行规划和调整,加强有关部、厂、公司、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最大的新技术研究和开发区。[16]

同年5月7日,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内部刊物《科技动态》第51期上,对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学研究室王阳元教授考察美国硅谷的报告作出批示,希望研究探讨中关村建立一个把大学、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结合起来的开发中心。[17]根据这一批示,6月19日,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邀请国家科委、中科院、教育部、北京市、海淀区的有关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发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问题。国家科委党组成员吴武封、中科院顾问谷羽、教育部办公厅主任王文友、北京市副市长张彭及海淀区委副书记张福森等人与会。会上,大家一致赞成加强合作,并决定开始着手进行有关的规划设计工作。办公室设在海淀区政府院内,由国家计委科技局的严谷良牵头,海淀区计委的刘栓江、张速风、刘志昌等人参加日常工作。经过半年的多方论证和项目评估,办公室提出了《中关村科技、教育、新兴产业开发区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18]《纲要》建议在海淀区以中关村为中心划定的80平方公里的地域建立“中关村科技、教育、新兴产业开发区”。其作用是形成高技术产业示范基地,并提出了15个具体开发目标和任务以及8条具体政策与措施。1984年11月,办公室还邀请北京地区50位专家、学者,就《纲要》进行了座谈。

这一《纲要》的提出和制定过程反映了在中关村建立科学园区的设想已经逐步进入中央决策者的视野。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第一次尝试对中关村地区的科技产业发展进行系统而全面规划,体现了政府官员和理论工作者迫切建设“中国硅谷”的良好愿望。这一方案中所提出的在体制上走新路子、多搞中小型技术密集的产业、鼓励个人兴办企业、鼓励人员流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改革意识。但是,这一方案在上报中央后便被束之高阁,没有对中关村的发展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笔者认为,这一规划方案之所以最终没有被中央批准,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制定主要沿袭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与当时中央提出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思路相背离,与真正的硅谷模式也相去甚远。具体体现在:一是在资金来源上,主要依靠国家拨款。《纲要》指出:“规划提出的项目将分别列入‘七五计划’各种渠道,其中国家微电子研究中心1.75亿元,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科技攻关和工业性实验1.96亿元,部门安排0.9亿元,集资与自筹1.3亿元。由于建设开发区而需专项拨款2亿元。”[19]据记载,谈及此次规划所需经费时,时任国务院负责人曾讲过:“北京方案要8个亿,我们搞不起。”[20]二是在管理体制上,主要依靠由政府领导任命的管理委员会。《纲要》指出:“管委会受国务院或国家计委直接领导,主任、副主任由主管领导部门任命,委员由各成员单位推荐,报主管领导部门审批。作为开发区的领导和决策机构,管委会实行条块结合,行使部门权力和部门地区行政权力,对外具有法人地位。”[21]三是在开发目标与任务上,具有明显的赶超战略的痕迹,提出的许多任务目标过于宏大,直到今天都很难实现。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滕藤曾指出:“在国家计委宋平的提议下,谷羽搞了一个方案,宦乡搞了一个方案。谷羽的方案基本上叫做‘海淀一条街’,不成气候;宦乡的方案基本上是一个‘新西伯利亚’或日本的筑波城,又要修公路,又要改造电话系统,要的钱很多。一下把宋平吓坏了。他提议赶紧收。咱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就‘搁浅’了。”[22]

由于几十年传统计划经济形成的路径依赖,人们习惯于将园区建设与“自上而下”的传统规划相结合进行推进。总之,1984年国家计委提出的规划方案仍属于国家部委的单方建构,主要着眼于政府自身的目标设计,由于当时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未见雏形,因此其完全没有实践基础与现实条件。这种过于注重国家的全能规划,过于注重国家的目标立意,而忽视基层社会的能动与真正的需求的政府规划,从制定之日起也注定了其被束之高阁的历史命运。对于这种《纲要》制定背后的思维,吴敬琏曾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常见的一个认识误区是以为只要有高额的研发(R&D)投资和建设起足够多的科研机关、大学和大型企业,或者再加上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就足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事实上,这是一种在集中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错误观念。”[23] 

二、中关村的市场化变革

进入1984年以后,随着“六五”计划提前一年顺利完成以及农村经济改革获得成功,新的经济改革部署和发展规划也逐渐酝酿成熟。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它的出台意味着在实践层面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时隔不到半年,为改变科技与经济相互脱节的局面,经过长期的酝酿与讨论,中共中央于1985年3月正式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运行体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动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24]。这就为国有科技资源向市场开放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后,随着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的相继启动,中关村一批科研人员在海淀区与“大院大所”的具体支持下,开始采用辞职、兼职、停薪留职等方式,自下而上地探索走向市场,创办了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在当时,根据创办主体不同,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民办官助型”,主要由离职、辞职的科技人员自由组合,或者由高等院校的教师自己组织起来,与海淀区单位